彭林:为礼乐文化正名——“以理杀人”与“以礼杀人”
来源: | 作者:pro998b75 | 发布时间: 2013-10-22 | 467 次浏览 | 分享到:

       从前两篇博文列举的材料不难看出,自古以来,人们都把礼作正确的行为准则,人性化的国家制度,检验为政得失的标尺,这是先秦人本主义思潮确立以后的必然结 果,是一种历史的进步。那么,这么先进的理念怎么会与“吃人”扯到一起去呢?其中的原因,除了吴虞等人的激进之外,还与另一场学术争论有关,这中间的过 程,大家很少去深究。

  大家知道,宋明理学家主张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,这是一个至今为人诟病的口号。但它并不是宋人凭空 独创的东西,而是有其来源的。天理、人欲这一对概念,最早见于《礼记》的《乐记》篇:“人化物也者,存天理而灭人欲者也。”儒家认为,天理是公理,人欲是 私念,两者是对立的。程颐说:“人之所以为人者,以有天理也。天理之不存,则与禽兽何异矣。” 意思是说,人之所以为人,是因为人的内心有天理,所以人懂得礼义廉耻,能够遵守社会道德规范,如果人心中没有了天理,人和禽兽就没有区别了。然而,只要不 是圣人,任何人的内心都是天理与私欲并存的,只是何者占据主导地位罢了。程子认为,造成天理不明的主要原因是人欲的存在,因而主张彰显天道,用道德规范来 节制私欲。但是,程子的态度比较偏激,认为天理与人欲形同水火、无法调和,“不是天理,便是私欲”,“无人欲,即皆天理”。他的本意是希望“损人欲以复天 理”,警示人们加强道德修养,不断排弃私欲,弘扬天理。遗憾的是,他把天理与人欲的对立推向了极端,并且把男女尊卑之序比作天理,把害怕饥饿寒冷比作人 欲,要求人们禁绝私欲,尤其反对寡妇再嫁。按照这一理论,连人的生理欲求都成了私欲,都失去了存在的理由,这种过于极端的理论,居然得到了包括朱熹在内的 众多理学家的认同。

  清初,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反理学的思潮,一些学者把明朝的灭亡的原因,归根为宋明学者成天空谈心性理气。清代学者戴震在他的《孟子字 义疏证》一书中,对宋明理学家的天理、人欲的理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,认为天理就是自然,人欲是人的自然本性,天理和人欲不是对立的,而是一致的,天理就在 人欲之中。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,而且在社会生活层面上成了“忍而残杀之具”。所以戴震认为,宋明理学家是“以理杀人”。

  平心而论,宋明理学盛行于当时,主要是在学术界,在实际生活的层面上,它并没有得到全面的贯彻,反对寡妇再嫁也没有成为法律,只要 读一读明清的小说和史料就可以知道,明代的社会生活中的妇女,并没有因为宋明礼学理学的存天理,灭人欲的说法而受到特殊的压抑,实际生活的现状与宋明理学 之间的距离是非常明显的。

  与理学的境遇相反,礼学并没有受到清代学者的责难。由于满清在入关南下之初,曾经采用非常野蛮的手段强迫汉人薙发,在文化上认同他 们,清人的这些举措,使得汉族知识分子痛心疾首,顾炎武一方面从事反清复明的斗争,一方面用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的口号来唤醒大众汉,还有一些学者用学 习和研究礼学,甚至在生活种按照汉人的礼仪行事的方式,暗中对抗满清的文化。例如,山东济阳学者张尔岐,其父为清军所杀,所以终身不仕,而且抱定< 仪礼>一书研究,母亲去世后,葬礼完全按照<仪礼>中的丧礼仪规来进行。所以,清代学者中,不仅没有指责汉族传统礼学的,而且传统礼学 的地位远比宋明时代高,研究礼学成为热潮,研究<周礼>、<仪礼>、<礼记>的学者,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多。从 清初的张尔岐开始,一直到清末的孙诒让、黄以周,大家辈出,名著迭现。乾隆年间,清政府甚至出面罗致学者修<周礼义疏><仪礼义 疏>和<礼记义疏>,即所谓的<三礼义疏>。学术界对传统礼学的评价都非常之高,从来没有人说过“以礼杀人”的话。

  吴虞等人把“以理杀人”偷偷改成了“以礼杀人”,轻轻一字的改动,似乎漫不经心,却把整个中华文 明历史颠覆了!当年戴震批评理学家“以理杀人”,问题的边界是非常清楚的,主要集中在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的议题上,如果再扩大一点,也不过是宋明理学家。 戴震从来就没有颠覆中国文化的企图,他对宋明理学的批评是学术性的。吴虞等人把矛头指向了礼,问题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。礼的概念要比理大得多,我们曾经多 次谈到过,它几乎包含了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,从国家典制到行为方式,都在它的范围之内。礼是儒家思想的核心,而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。把 礼否定了,就把儒家思想的体系彻底否定了,也就把整个中国文化否定了。我们读吴虞的文章,没有多少学术性,而是漫骂式的。在吴虞的笔下,几千年来,中国不 仅杀人如麻,而且手段卑劣,越是讲仁义道德的人,就越是杀人狂。我们实在不知道,吴虞在放出如此重话的时候,是否认真地掂过它的份量,它的后果?

  金耀基先生指出:“五四以 来,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主流是批判传统,只看到传统中坏的或极坏的因素,认为非打倒传统不足以开启现代化。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批判精神是应该肯定的,在当代少 有勇猛创新的气象。但它对中国文化的评估是片面性,以此并未能提供一条现代化的路向,盖在五四主流的思维架构下,导出‘全/盘/西/化’的结论是有必然性 的。 ”吴虞等人的言论,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思想界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,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信心已经崩溃。

  不管怎么说,“五四”以来,知识界批判封建文化,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,如果说,吴虞等人把封建文化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骂倒,全部搞 臭,他们的偏激,是矫枉而过正,那还有可以让人原谅的地方。在经历一个世纪之后,他们抛弃传统礼仪文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,已经充分显露出来。如果今天有人 还是停留在吴虞的那些话上,继续漫骂,全盘否定中华礼乐文化,那我们就没有一丝可以原谅他们的理由了